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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初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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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吻
文丨张贤亮

暑假结束以后的新学期,我换了一所学校。同学我都不认识,而且没有一个主动和我说话的,我感到陌生和孤独。
所幸,只是换了一条路去上学。新的路途就是我新的天地,在我心里激起对种种不同景物的新鲜感。
没有一座大城市比南京市更像乡村了。从家里出去,经过一段街道,就立刻投身在一片绿油油的菜地中间。油菜花正开,有一股熏人欲醉的春天的气味,使人感到莫名的刺激,从而骚动不宁起来。走过油菜地,爬上一道不高的土坡,就到了平整的柏油马路上。向左一拐,顺着马路走上一条略微倾斜的坡,街道两旁都是花园洋房。
我不喜欢这条街,对一个已经破落了的世家子弟,它似乎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第一家花园洋房的墙头上嵌着密密麻麻的碎玻璃,门口的铁栅栏上挂着一块大木牌,写着:“内有猛犬,切勿靠近!”我急急地经过那大门,往前没走多远,蓦地听到一个清脆的嗓音喊:“小孩,小孩,你过来。”
我停住脚步向后看了看,那声音发自“切勿靠近”的隔壁,那是一座完全由铁栅栏围着的房屋,里面有一个修剪得很整齐的花园。花坛后面红色的洋房开着许多扇长窗,在一株棣棠树旁边的窗口里,一个姑娘正向我招手:“喂,来呀!”
她的口气和手势是急不可耐的,我以为她现在一定是需要人帮助。一个行侠仗义的“瞎想”闯入了我的心头,我激动得心怦怦地跳:“我怎么进来呢”“喏,你数到第三根铁栅栏,对,你往上拔……”原来这根铁栅栏和水泥台基早已脱离,可以上下活动。
我先把书包扔了进去,头随后往里一钻。她说:“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她不是需要人帮助。她好端端地坐在窗子里,要给我看个什么东西,这又刺激起我的好奇心。窗台并不高,我一纵身,用手一撑,侧身坐在窗台上。她面容苍白,有一对大而亮的眼睛和很长的睫毛。她的嘴极小,却轮廓分明,鲜红鲜红的,如同一只玄武湖里的菱角。
她看起来不比我大多少,我顿时减少了对她的敬畏,开始探头探脑地向屋里张望:她有个什么好玩的东西给我看呢
“你叫什么名字你家住在哪里呀”
我心不在焉地作了回答,屋子里没有什么稀奇的玩意儿,除了沙发、茶几和挂的许多楹联外,就是一架很大的钢琴。我涎着脸问:“你不说要给我看个东西吗”
她不停地绞着手中的小手帕,抱歉地笑笑,说:“我骗你的,我只是想跟你玩。”
我兴味索然,想跳下窗台去上学,她却一把握住我的手腕,既兴奋又神秘地说:“你猜我怎么知道那根铁栅栏可以拔出来”她竖起一根手指头,又神经质地回头向空荡荡的房间看了看,“每天一大早,我都看见一个小孩儿从那里钻进来,到我家门口的奶箱里偷牛奶。这事谁都不知道,他们每天都奇怪,可我装作没看见。”
这时,不知放在哪个角落的一座自鸣钟猛地敲了一下。我吃了一惊,赶紧从窗台上跳下来:“下次来陪你玩,今天要迟到了!”
这天,我真的迟到了五分钟,老师罚我站在墙角。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反省自己,下定决心以后再不去了。

但是,那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我免不了要从那扇临街的窗口过去。第二天,我听见她在那扇窗子里叫我,还喊我的名字。我笑笑,又急匆匆地走了。
第三天早晨,她手里晃着一本画报招呼我,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趴在铁栅栏上朝她喊:“不行,我要迟到了。那天我就迟到了。”
“那么,你放了学来,我这里有好看的东西。”
下午放学,我又钻进了她家的花园,爬上了窗台。她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摞美国电影画报。她把画报捧到窗台上,殷勤地说:“这些都是我妈刚从上海叫人带来的。”
我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她并不和我一起看,而是在一旁唠唠叨叨地说:“那天,我把那个偷牛奶的小孩叫住了,想让他来跟你一起玩。可是那小孩却跑掉了。今天早晨他也没有来。”
没有人来偷牛奶,她似乎感到很惋惜,我诧异地瞥了她一眼。
阳光从棣棠树的枝叶间斜照过来,亮斑洒在她有网眼的薄毛衣上,在我眼里织成了一幅恍惚迷离的图景。这图景中又裹着她的实体:她的脖颈、她的肩膀、她两肩中间微微隆起的胸脯,这一切和跟我结伴的男孩子的形象是那么截然不同,我心中突然萌动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第二天下课以后,我发觉同学们都在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有的还看着我哧哧地暗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从我旁边走过时大喊大叫:“嗬、嗬!爬到窗子上跟一个瘫子女娃儿吊膀子哟!”
使我惊愕的倒不是同学们的哄堂大笑,而是“瘫子”这个词。我想起我一直没有看见她的下半身,想起她从来就没有站起来,才恍然大悟:她真是一个“瘫子”!我突然觉得陪她玩具有了一种使我激动的意义:如果再不顾她的召唤,我的小良心就会感到不安。
下午,我又站在她的面前。“我以为你不来了哩。”她脸上展开粲然的笑容。我尽量掩饰住好奇重新打量她。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绸衣,胸前绣着红色的玫瑰。她的身上,也和油菜地一样,散发出一种熏人欲醉的春天的气味。然而,她又确确实实是个残疾人。在我向她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学校里的奇闻趣事以后,她突然说到了死。
她又做出神秘的表情,“好莱坞电影里有三十七种不同的死的样子。”她闭上眼睛,头猛地向后一仰,随即慢慢地倒向一边,还微微地张着嘴。我害怕了,伸手摇晃她:“喂!你不要死好不好”
“傻瓜!”她中断了表演,睁开眼睛,露出一种怪样的微笑,“你挺好,你不愿意我死……”
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却只能枯坐在这窗口边,不能到春天的阳光下、到田野上、到大街上去跑。一种深深的同情在我心底油然而生。我想让她过得快活一点,不要成天想着死。

这天放了学,我兴冲冲地钻过铁栅栏,扑到她的窗前。“来!”我舞着一根细绳子,“我有个好玩意儿。”她拿着一支红蓝铅笔,怎么也套不中我绳子中的圆环。她咯咯地笑,脸上泛出我从未见过的欢愉之情。我们反反复复地玩这套把戏,不知不觉就到了黄昏。
夕阳的光辉弥漫了西边的天空,绚丽的晚霞映在她白皙的皮肤上,映在她光滑的额头上。这时,她以为悟到了奥妙,说“鬼”在这根绳子上。她要用她的绳子来玩。她穿着一件领口很低的天蓝色绸衫,领口边缘用一根丝带穿着,在胸前系了一个精巧的蝴蝶结。她毅然地解开蝴蝶结,抽出了那根丝带。
可是,我一拉,丝带仍然从她手中的铅笔边上滑脱了。她怎么也猜不出奥妙,躺在靠背上,似乎筋疲力尽,但脸上的笑容却表现出尚未尽兴。我说这是神仙教给我的,这个神仙在我手上画了一道符……
我说着,她突然惊叫一声,坐起来,一把夺回丝带,两手捂在胸前,嗔怪地说:“哎呀!你一定看见了!”
“看见什么”我莫名其妙,“神仙吗”
她不回答,只是抿着嘴笑。一会儿,她凑近我的脸,用调皮的声调说:“美国电影里有好几十种接吻的样子,我们表演一下好吗”
她头发上、面庞上、肩膀上,那么逼近地向我散发出我熟悉的春天的气息,和一种我从未领略过的幽香。我的头猛地感到晕眩,只听见她急促的、不成句子的话语:“来吧……”又觉得她的手使劲把我的头朝她面前按。我心里非常恐惧,又极为兴奋。我的嘴唇被她干燥的嘴唇紧紧地压住了。她还微张开嘴,用牙齿咬着我上唇,痛得我几乎要叫喊。
我还不完全懂这种行为的意义,只觉得这总比她表演死的样子好玩一点。但是,到了夜晚,当一个人睡在床上回味着她奇异的动作时,有一种神秘的情感和欲望在我身体内勃发起来。我朦胧地意识到我开始成为一个人,一个个人,我的幼稚和天真都将从茧中蜕变而出,成为独立的意志力。
而经过了一夜,那件事却仿佛变成了一个梦境,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真正经历过那件事。我怀着深切的羞耻感,低着头急急地走过她家的铁栅栏。

一个晴朗如那天的下午,我放了学,经过她家,一个高大的女人忽然从门里闪出来,拦住我,说:“我家小姐请你去一趟。”
我还是第一次从大门进去。红色洋房前的车道上停着两辆黑色的小轿车,几个军人在往车里装东西。她还在那扇窗前招呼我。我穿过绿茵茵的草地向她走去,棣棠树的树叶在我脸上划了一下。
“过来一点,”她向我伸出手,“我们家要搬了。”
“要搬往哪里搬”
“说是到台湾,好远的。”说完,她叹了口气。
“啊,那么什么时候回来”
“傻瓜!能说得上什么时候回来吗我爸爸说这是逃跑,你懂吗”
我诧异地看着她。这一霎间她似乎变成熟了。她用一种忧郁的、仿佛深谙世事的眼光看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知道北方在打仗,却不知道谁跟谁打,为什么要打。她为什么要逃跑她也在跟人打仗并打输了吗
“我走了你会想我吗”她试探地伸出手来,抓着我撑在窗台上的一根小手指头,问道。
我点点头。
“我要是死了你会想我吗”
我好像也成熟了,用责备的眼光瞪着她。我们俩久久地对视着,并不时讨厌地看看在门前忙碌的那些军人,然后又收回目光互相看着对方。她轻轻地玩弄着我的小手指头。我们都明白我们想干什么。而我们想做的那件事,又都在交流的眼光和手指头上默默而又惊心动魄地完成了。
最后,她叹了口气,说:“只有大人不打仗了,我才能回来。”
不久,南京就解放了。解放的那天,她家花园中的月季已经盛开,而那株栽在窗前的棣棠,更是绽出了满树金黄色的花朵。我盯着那扇空荡荡的窗口看了一会儿,但很快就被坡下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吸引过去了……
——选自《张贤亮作品集》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张贤亮,男,国家一级作家、收藏家、书法家。1936年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县。代表作:《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2014年9月27日,著名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曾在《当代》发表作品《河的子孙》(198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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