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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重视角书写科幻文学
文 |陈楸帆科幻已逐渐成为科技创新和社会文明进步中不可或缺的引导力量支撑力量，对于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传播国家科技文明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所有促进科幻产业发展的举措，无疑都将发展科幻事业提升到了一个前沿性、战略性、基础性的地位，向相关从业机构、民间资本及国内外市场表明了中国支持科幻的决心与远见。正是在如此风正帆悬的启航时刻，我们更应该从历史、理性、科学的角度去尊重科幻产业的发展规律。科幻产业发展需要文学。回顾西方尤其是美国科幻产业发展历史，我们发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近百年从漫画、杂志、图书、影视、游戏、主题乐园、全产业链的漫长生长与探索。在其中，文学作为叙事的根基，作者作为创意的源泉，绝不是缺席的，而是一直深入地与各领域的从业者互动，甚至直接参与到许多大众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可以说，没有科幻文学，就不会有今天的好莱坞科幻影视文化工业。这对当下中国科幻文学、科幻影视走向大众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不能盲目“大干快上”，而忽略了夯实文学创作与大众阅读的根基。2017年我们刚刚开始做AI写作，但两年过后，它已经远超出我们当时的想象了，你不知道它往后会怎么样的速度去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能貌似是一个游戏，但也会生成很多的文本，或者对创作者和科研工作者有些启发，这些都是种子，在未来它会产生一些我们无法预料到的影响。有一种看法说科幻小说的文学性不重要。但是可能因为我是中文系出身，我还是有点狭隘地觉得文笔还是挺重要，至少让人觉得可读，文字有一定的美感。其实在国外做科幻研究的理论、工具跟传统的文学研究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内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不断地交流，互相学习。王德威老师这几年也是对科幻特别关注，五四运动100周年他在北大办讲座，我也在现场。他认为科幻小说其实继承了革命文学的传统，从鲁迅、梁启超时期一直到现在，包括刘慈欣、韩松，很多革命启蒙尚未完成的东西现在通过科幻来进行延续。我未来会写一个三部曲，在《荒潮》之后再写两部变成一个“潮汕赛博”的系列。祠堂文化是潮汕的文化一部分，我觉得我应该去写。其实在中国的文学版图里，很长时间是北方占据了主流，如果要听粤语就会去看港剧，但广东它也是大湾区的一部分，在未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文化上也要去挖掘的。最近在看的一本是《废品生活》，这本书调研的是北京郊区在做垃圾回收的人。因为我平视接触到的80后这些人生活状态都太相似了，所以当我需要想象另外一群人的生活时，需要做很多的田野调查，因为想象力没有办法达到那么细节的地方。包括我写《荒潮》的时候，其实也借助了一些人类学的报告，比如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做的一个电子垃圾回收产业的调研。另外，今年我会去很多的地方去跟少数民族交流，去参与他们的一些祭祀活动，我想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文化。我去年写了一篇叫做《太空大葱》，其实写的是一个山东女孩上太空的故事，我就把她放置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山东农民的家庭里，因为大家对山东也是有这种偏见，女孩最好的出路是当公务员，然后结婚生子。所以其实写的就是在一个那样的语境里，女孩其实是想要去突破的，但她的爷爷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学这些，还冒这么大的危险要上太空。最后其实是她在太空里遇到了危机，最后还是通过大葱去解决了危机，同时跟爷爷和解。当然这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和解——让爷爷知道了女孩其实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只是按照传统的安排。通过这个故事，我是想把科幻的语境跟传统农业社会对女性的定位结合。我觉得在中国语境里我们还是往往会寻求一种和解。其实借用历史上很多的科幻的作品来说，科幻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清性别的意识，包括女性权利的自我觉醒。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科幻作者，以及是关于女性的科幻作品，这方面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最近会有三本关于中国女性科幻作者的作品集出来，我是其中一套的主编，叫《她科幻》。当然有人也会说为什么一套女性科幻作品要男性来当主编？这就明显的政治不正确。这些事情很容易被上纲上线，所以我现在尽量减少社交网络的使用。我的身份是一个创作者，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思想家，我能做到什么？我只能在拥抱跟警觉之间，如果单纯选择任何一个位置，我都会陷入一种盲区，在这个时代你单纯地去抗拒技术其实没有意义——因为你的力量太有限了，你最后会变成这系统的一部分，就是困在系统里的人嘛。于我而言，我只能用不同的姿态去跟不同的人去对话——比如我跟科技从业者讲科技时代的人文，跟蚂蚁金服的首席科学家讲科技文艺复兴，讲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去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尊严。对于蚂蚁金服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公司来说，它掌握了所有的这些数据隐私，那么作为科学家或者一个设计底层代码的人，当然需要去理解人的价值尊严的重要性；但同时，对于更加人文的人来说，需要让他们知道技术也有的好处，但前提是你理解它，能够为己所用。我是一个对话者，一个连接者，我可能是个媒介，我想去把这些碎片的东西拼起来，但这是个很大的野心，我也不一定能做到。但我想建立起一种共识，就是在科技的时代，科技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一个主流。我在INTP和ENTP（均为人格类型）之间摇摆，以前我是比较内向的，但可能这几年又变得更开朗一些，每隔一段时间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因为人是一个package，很多的特性你可能单独拎出来会觉得毫不相关，甚至互相矛盾，但如果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又不违和，是因为这跟他的家庭经历等都有关系。包括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小说里的人很脸谱化或者说符号化，是因为他抽出其中特别典型的特征放在同一个人身上，但真实的人并不是那样。完全自洽的存在是机器，人肯定要有一些自己跟自己拧巴，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刻。如果你找到了这样的缝隙深挖，就能发现很多东西，包括对自己的认知，很多东西是外部给你的，需要一圈一圈把自己抛离出来，但这个过程有点残忍。人有可能和AI去相爱，现在很多的宅男宅女，他更喜欢跟二次元的纸片人谈恋爱，而不是去三次元里找一个真实的人，就是因为真实的人太不可预测，你还得去适应。但是二次元就是为你定制的，它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会觉得特别好听，它完全可以成为你情感的寄托对象。我觉得人类的情感其实都是一样的，他爱不爱你只是一个伪命题，你只是需要把爱投射出去，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去证明。爱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互相映射，然后像量子纠缠一样，你可以把一个量子跟另一个量子纠缠在一块，无论这两个量子被分隔开多远的距离，只要改变其中一个的状态，另一个的状态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是超越了光速的纠缠效应。罗杰·彭罗斯有一本书叫《皇帝的新脑》，提出人类的意识可能是一种量子效应，虽然没找到生物学上的依据，但他就是有这种信念。现在的科学边界也在不断拓宽，很多东西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时候，其实用科幻来探讨一下也挺好的。促发我对“代孕”这个现象进行思考，并写成一篇小说的，并不是具体哪一个单一的社会热点事件。近些年来，代孕这个现象的存在，牵涉到很复杂的各种议题，一直是我比较愿意深入思考和关注的对象，所以就写了《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这么一篇小说。为了写这部小说，让细节描写有真实可信感，我去查了很多资料，咨询了很多相关法律问题。也采访调查了一些写过孕期日记的母亲们的贴身感受。在艺术创作之外，在现实生活中严肃的语境里，我们往往会陈述表达自己的是非立场，对错判断。但是在科幻小说的创作中，作家的角色首先不是进行结论判断，更主要是观察、描述，用虚构艺术的方式，去展示人性多层次的面向。比如在这个小说中，关于女性代孕的身体细微感受，找人代孕者的内心挣扎。小说主要是讲一个故事，提供一个启发大家探讨的平台，把思考空间则留给读者自己。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自然会进行共情感受和思考，代孕给女性带来的工具化，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生育的权利和义务等等。虽然作家不在作品中作直接的结论，但核心态度还是必须的——人的生命尊严不容侵犯。珍爱生命。我希望我写的科幻，跟当下产生连结，与现实有所呼应。曾经我也担心我写的够不够“科幻”，但现在我没有这个担心。反而觉得，不被当成科幻小说才好。因为分类和标签并不重要，关键是表达的什么，表达得怎么样。02
小说把可能性还给生活
文 |艾伟我发表在新年《钟山》第一期的中篇《过往》讲的就是戏剧。我熟悉戏剧，因为家里有人唱过戏。可能《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中戏剧元素更为重要。因为既然我不理解俞佩华这个深不可测的女人，我就让一个编剧去理解这个女人，那个编剧写了一个极其“人性”的剧，但是不是真正理解俞佩华，不知道。这是生活和艺术的区别。在这样一个结构中，把艺术的深刻和生活的无解并置在一起，显得特别有意思，使这篇小说的空间特别广大。我个人偏爱这个短篇。《敦煌》有开放的暧昧不明的叙事，文本中也讲了，“真相有好多种，关键是你信哪一种”，因此好些地方需要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脑补，我觉得这样很好，使得这个文本有更多的可能性，对人物的理解也可以有不同的路径。包括最后的短信，读者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愿望去想象究竟是谁发来的。我没有想过我的写作要和古典文学或类型文学竞争。写作对我来说一直是对我自己负责，对我自己的生命、思考、想象和经验负责。我也不同谁比，只同自己比，希望能越写越好。这个态度就是一个界限。每一个作家，纯文学作家也好，类型文学作家也好，都有自己的擅长之处，要写好都不容易，我从来不小看所谓的类型文学，我认为一个惯于严肃写作的作家不一定能写出好的类型文学。我不能对读者的反应有苛求，读者永远是从他的观念出发去感受小说，有时候会感到被冒犯，也可以理解。但话说回来，小说就是小说，不是生活指南，我不清楚这些读者在读外国名著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全世界所有的小说，如果要简单粗暴地归结，写的无非是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并且更多的是非正常的偷情故事。《红与黑》是个“偷情”的故事，《安娜·卡列尼娜》是个“偷情”的故事，《包法利夫人》是“偷情”的故事。我没看到这些书起到了“教唆”作用。有次《妇女简史》的读书分享会，也有读者提出这个问题，我说，在生活中，我们当然要尊重伦理，但我们也不全然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总还是有点小心思的吧，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安全的方法，就是让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小项替我们去冒一下险，我们可以看着她，或者获得共鸣，或者很伤心，或者不认同而批判她一下。人是非常容易被观念化的动物，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先天的偏见，对某类人怀有根深蒂固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固定概念和形象，这构成了我们判断事物的依据。小说的可贵之处是，在小说世界里，作者塑造一个人物时，他的“个人”的逻辑是高于普遍观念的，小说不对人轻易作出道德判断，不轻易下结论，它试图让人看到比简单的观念更复杂的处境，更难以归类的人类生活。如果说，文学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用处的话，用处就在这里——小说用具体的“个人”试图去刺穿那个庞大而坚固的观念堡垒，从而可以将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将自由归还给人类。作为作者，我的出发点是写女性的生命以及情感可能碰到的问题。但人不是孤立的，女性也不是孤立的，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的房间”可以写好女性，就像岳雯说的“女人和男人只有在互动中才能观察彼此真实不虚的处境”。当作家完成一个文本后，其实作家说了是不算了的，批评家和读者有权做任何阐释。李敬泽说这本小说“更是在讲男性”这句话前面，他有释阐。在北京的那场读书分享会中，他说，陈波也是可怜之人——我也认为陈波是可怜之人，他甚至盼着小项把他毒死。敬泽对文本有强大的洞察力，他认为陈波之所以这样，涉及到男性权力在男女关系中所受到的威胁，是一种“弱”。他还认为陈波的医生职业是一个隐喻，医生是一种权力，同时也是一种暴力。当然敬泽不是在说“男权”“女权”意义上说权力，而是从根深蒂固的男女权力关系中说“权力”。同时他还说到，这部小说中，同小项有关系的四个男人中的三个，陈波、韩文涤、卢一明，几乎都没有表达爱的能力，他认为这涉及到男人在当下面临的问题。老实说，这些都是我写作时没有想过的。我一直认为好的批评和释阐能把文本照亮。最近因为在编一本小书，想收入一些近作，于是把《离家五百里》翻出来读了一遍，不是太满意，于是作了一些修改，题目也改了，变成了《幸福旅社》。如你所说，这篇小说确实涉及到人所不能承受的罪感。关于“罪与罚”这个主题，我确实在多篇小说中有所涉及。这可能同我对人性的理解有关，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直到我写完《风和日丽》，我回头看我整个写作，我才了解我一直是个相信人性的人。在早年的《乡村电影》里，我发现了施暴者守仁的眼泪，这是人性中依旧存留的善在起作用。人性或许会被很多东西蒙蔽，但我相信人性总会在某个时刻胜出，闪现其动人的光芒。我也相信，人在他的生命中做出某种选择后，一定会留下后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比所谓的“罪与罚”更可以表达这一现象的了。虽然人间烟火以及中国式的世俗生活表面上可能会隐藏这些精神问题，但我相信它永远在，人是逃不过去的。我对平庸生活下的暗流涌动感兴趣，即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感兴趣。我是一个对所谓的“深度”感兴趣的作者。要说我写作有什么追求的话，我可能是中国作家中数量不多的向人物内心、向人的精神世界掘进的写作者。我相信人不是我们习见的那个平庸的面貌，而是有着像宇宙一样深不可测的、谜一样的领域，有待我去探寻。当然，我写的是中国经验。我的写作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包括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浩大的革命经验。不过，最近我没那么大野心了，特别是写《敦煌》时，我是想把男女关系写得细微，写得准确，写得纤毫毕现。我希望读者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读过很多外国作家的作品，也有特别喜欢的几位，比如托尔斯泰和福克纳等。但具体受到哪个作家影响或哪部作品影响很难说。事实上我的作品我自己也很难看出受谁影响，更不要说一般读者了。我的写作没赶上先锋文学浪潮，先锋文学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非常大，不少先锋文本背后都可以找到一个外国文学的母本。我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写作，当然也受到先锋文学的滋养。2019年，毕飞宇、李洱、东西和我四个人，在张清华教授的主持下做了一场“三十年，四重奏”的讨论，我们都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成就相当了不起，文本更自觉，也更为成熟，这一代作家没有所谓的“影响的焦虑”，并且及时看到先锋文学凌空蹈虚等问题，自觉融入人间大地，和中国经验紧密结合。但我们得承认，九十年代文学的影响力日渐变小，并且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没有被及时命名。本平台法律顾问：李建阳，法律热线1891172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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