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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影节最催泪的电影,十八岁向青春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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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电影节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07.25-08.02/2020
深焦特別報道
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7月25日至8月2日与观众「重逢」。黄梓导演的处女作长片《慕伶,一鸣,伟明》入围「 亚洲新人奖」单元。
影片项目此前入选FIRST创投会,2016年和2018年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荣获万达WIP Lab电影计划大奖),以及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WIP单元(荣获发展中项目最佳导演荣誉)。
去年,该片入围2019年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并最终获得评委会大奖。影片用平实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家庭经历的波澜:父亲患病生命垂危,母亲被迫扛起家庭重担,儿子却渴望逃脱。努力平静度日的三人,在生活中迷失。影片真挚的情感,在时空之间灵巧转换和诸位演员精湛演技都让人惊叹这部处女作是如此“成熟”。它一方面如此真实刻画了80后90后家庭和校园生活,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一家人变故带出了一幅广州城市映画,抵达了一个当代中国中产家庭内在柔软和坚韧。
影片以“慕伶”“一鸣”和“伟明”一家三口的名字结构了整个故事,先后从三个视点展现了父亲身患绝症后三个人在情感、心理和精神层面出现的种种微妙变化。视点的流转不仅将家庭生活中各人面临的困境逐一呈现在观众眼前,也为原本对抗的关系寻得了一丝理解的契机。
尽管导演黄梓在访谈中坦承自己对家庭题材本来并无兴趣,但他依旧以自己的个人的生活体验为参照,虚构出了一个充盈着生活气息和奇思妙想的故事。最终我们发现,三个人虽然羞于表达,但暗地里无一不是在为对方着想:假造的医疗单据、不愿言明的录取通知,直至报纸上的白色粉尘,每一个东方式的含蓄里都暗藏玄机,静待观众将它们挖掘出来。
直到父亲伟明的部分时,摄影机像是某种精神之镜一样完全探入父亲伟明的内心和视界。在这里,他回到了已经荒废的故土,寻到了早已离去的亲人,与儿子合二为一……现实和幻想的世界终究消弭,父亲也似乎马上就将超越这副躯体,抵达一个超乎于现实之上的地方。
今年夏天,《一鸣》有望带着平实的视角和细致的东方家庭情感与观众见面。
深焦 X 黄梓
○○○○○○
采访
圆首的秘书
首届深焦影评大赛冠军,小津电影爱好者
编辑
尼侬叁
深焦:为什么第一部长片拍摄家庭题材?
黄梓:肯定是不想第一部就拍家庭。但我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和家人处得不是很好,亲情一直是我比较回避的部分,我一直觉得会在退休的时候才会拍这种题材,但刚好就遇到了父亲生病,我需要通过电影的方式把一些情绪抒发出来。这个故事确实是有自传色彩的,不过也不是完全从我的生命经历中抽取出来的,里面有很多虚构的部分,只是有人物原型在里面。
深焦:为什么要从三个视点来讲述故事?
黄梓:主要是为了迁就片名。可能那段时间看了一些韩国片,韩国片就很喜欢用人名做片名,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觉得这样很有意思(笑),你也可以说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只写母亲这个角色的,没有想写父亲,但后来觉得这样有些片面,而且母亲这个角色比较沉重,会把故事拉向苦难的方向。当然这可能也是我内心的诉求,因为我与母亲的关系处理得不是很好,甚至经常不可调和。我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可能是想解决我与母亲的关系问题。而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恰好我的父亲正在生病,所以又觉得我跟我爸也有一些问题,后来发现既然父母都写进去了,那就把自己也写进去好了。
黄梓
深焦:影片中段开始有一些超现实的色彩侵入现实,直到父亲的段落已经真假难辨。
黄梓:父亲的部分在撰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画面感。但儿子部分的超现实色彩其实并不在剧作中体现,这一个段落本来很写实,但后来觉得跟前面的母子部分太割裂了,突然到父亲的段落就飞起来了,所以前面应该有一些铺垫。因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剪辑的创作。
深焦:演员是怎么找的?如何进行合作?
黄梓:扮演父母的演员都是来自香港话剧团的话剧演员。寻找他们颇费了一些周折。
首先,由于我拍摄的是粤语片,所以只能在广东或者香港找,但在广东实在是找不到,因为广东电视里平时放的都是很市井气的情景剧、长寿剧,那样的演员不符合我的感觉。其次,找非职业演员也不现实,因为四五十岁的人通常还没有退休,除非是很有钱赋闲在家的夫妻,而他们又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所以我的唯一选择就是香港演员。
慕伶,一鸣,伟明 海报
《慕伶,一鸣,伟明》场次信息
主创见面场
时间:7月28日18:30-20:16
地点:SFC上海影城
放映场
时间:7月29日14:50-16:36
地点:上海科技影城 3号厅
时间:7月31日 14:50-16:36
地点:CGV影城(白玉兰广场IMAX店)
一开始在朋友的帮助下,在香港组织试镜,面试了五六十人都没有合适的,后来开始看香港鲜浪潮影展的学生短片。由于香港电影现在比较萎靡,演员很少有戏拍,所以他们多少会接一些学生短片,我想愿意在学生短片里出演的演员也会是比较热爱表演的,毕竟学生们都没有钱。另外,香港有一个电视台叫港台,这个台很少会制作长寿剧,而是会制作系列剧,这种剧每星期播放一集,每集40分钟,每一集就是一个小故事,很有人文关怀,通过这个途径也可以找到一些演技很好的演员。
最终我就找到了现在这对夫妻,真的是跪下来求他们(笑),他们非常抗拒来大陆演戏,哪怕看完剧本仍然是拒绝状态。首先最重要的是家庭问题:他们的孩子只有十岁左右,香港法律规定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是不合法的,所以母亲不能离开香港,虽然她已经是半退休状态;其次是香港演员普遍不太想离开香港,心里层面有点缺乏安全感。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需要带上制片,跟他们交朋友,相互熟悉、了解,让他们感觉我们是值得信赖的。
广府文化和香港文化有一些相似之处,很多香港人是广东移民过去的,大家在文化、语言、饮食习惯上都是基本一致的,所以他们可以算是无缝衔接的。虽然如此,他们还是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我作为新导演没钱拍片,很难一开始就把所有东西都布置好,他们也是拍的当天才进入到一些空间。如果你在电影里看到他们的状态非常自然,我认为主要还是他们演得好,跟我怎么导没有太大关系。
慕伶,一鸣,伟明 剧照
深焦:影片运用了大量长镜头跟拍和摇镜,如何进行场面调度,怎样与摄影合作?
黄梓:其实国内新导演有一个不很好的风气,基本功不扎实,喜欢一些炫的东西,常常忽略的是剧作,在意的形式感大于内容,所以很多处女作里面都会大量用到长镜头,我就是这些自以为是新导演里的典型。另外我那段时间也确实看了很多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他会有很多镜内剪辑,所以可能会受到他的影响。
现在想来,医院那个长镜头虽然很长,但并不是很好。为了这个长镜头也在制作层面费尽心力,找到这样一个可以供我尽情爽的医院并不容易。一开始肯定是想找公立医院,比较旧,比较有质感。但是广州人口太多,公立医院不可能有这样的空间,所以只能找人比较少私立医院。但这就需要一个住进新医院的理由,台词上就要进行一些改动,不过制片层面的折中反倒让我把父亲的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了,更好地反映了父亲忐忑的状态。
这个片子从第一次看景到开拍有两年多时间,但我的摄影非常负责,他有连续三年的春节都在广东过的,跟我一起看景,所以我们对那个空间和环境是非常熟悉的。
深焦:影片的剪辑是如何进行的?
黄梓:一开始是我自己剪的,大概有半年时间,后来才找了《老兽》《春江水暖》的剪辑师刘新竹,用了一两个月时间调整出了两个人都满意的版本。最后两版剪辑有一种双剑合璧的感觉,我们不断地尝试,思考怎样可以把它捋顺。虽然大结构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把重新创作的补拍内容放进去并整体做了一些减法后,整个片子发生了质变。
慕伶,一鸣,伟明 劇照
深焦:为什么要找一个无人村?
黄梓:朋友圈是一个好地方。有一天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发了一个“上海人周末好去处”,舟山那个岛就在上海附近,不过去那里比较费劲,坐船要四个小时,点进去看了发现很有意思,心里就埋下了这颗种子。不过当时看照片跟实际取景是很不一样的,那个岛的特色是夏天,整个村子铺满了绿色。我本来也想夏天拍,但拍摄期一直往后推,最后就到了冬天开机,而且必须要拍了,再不拍就没机会了。
事实上从我发现这个村子到开拍,之间有两三年的时间,我每隔几个月就会去岛上看,发现变化非常之快。最开始是一个摄影师在那里拍了照片,发了微博,于是那个无人村就被大家知晓了,后来方文山也去了,无人村瞬间就火了,开始了旅游开发。后来有些剧组就去那里拍摄,很多都是拍鬼片的,有一些很不负责任的剧组把房子都烧了,我就觉得再不拍就没救了。再往后那个无人村开始收门票了,有时候我是和游客一起进去的,好在那里分为前中后三个村子,游客一般只去前村,对我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而且冬天不是旺季。
舟山那个小岛不经常下雪,可能十年才有一场雪。我本来没有想过要在无人村里拍雪,只是要拍雾。但实拍的时候发现雾是很薄的,加了烟饼又觉得雾会很假,景别很大的情况下效果不是很好。勉强拍了几条之后,突然下雪了,我们赶紧就把拍过的重拍了,现在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慕伶,一鸣,伟明 劇照
深焦:开头和结尾电视里都出现了一部名为《慕伶,一鸣,伟明》的影片,有何含义?
黄梓:开头和结尾还是不太一样的。结尾更像是家庭录像,但在开头更像是电视上放着的一部很无聊的电影,而这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我也没有太遵循逻辑,只是在脑海里有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开始在剧本里并不是这样写的,最开始是他们吃饱饭在看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周星驰也是我和我父亲为数不多的共同爱好。但后来一个制片人对我说,这个会有版权问题,可能这个费用已经够拍半部电影了。我就在想怎么办?如果什么都会有版权问题,那不如就放我自己拍的东西吧,所以电视剧里就出现了《慕伶,一鸣,伟明》这部电影。
深焦:片中出现了一些看似不是很相关的段落,比如警察把老奶奶送回家。
黄梓:那个段落是很妙的。我当时就在想,母亲这个角色在面临这样的家庭变故时,心理状态会是怎样的。我认为可能跟痴呆老人走丢时内心的想法是有某种连接的:她会不会有点羡慕这个老人呢?她会不会需要一个出口,想不想逃离这个地方,像老人一样去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我当时有了这个想法就赶紧写下来,第二天随手看了个朋友圈,发现真的有人在发寻人启事,有一个痴呆症老人真的走丢了,而且这个老人刚好住在我家附近。我就在想,是不是我把她写丢的?当天晚上实在有点憋不住了,走下楼在家附近找了一个多小时,我就在想象,如果是我把她写丢的,那我是否也是唯一能把她找回来的?当然现实还是很现实,我没有找到她,但这种巧合仍然很奇妙。
一一 劇照
深焦:片中出现一处老师在课堂上讲阿基里斯的龟,这里的声画错位非常有杨德昌电影的感觉。
黄梓:我确实想到了杨德昌。《一一》里面洋洋丢了水球,之后就跑到了一个正在讲风雨云的放映室里。我觉得那个空间可能在某个瞬间打开了他的某个黄梓:意识层面,我的这个段落可能是一个比较低劣的模仿吧。
深焦:听说你是借阿姨的钱启动拍摄的?
黄梓:是的,阿姨是真的阿姨,妈妈的妹妹。我家人的关系特别好,除了阿姨,我舅舅,舅妈,姨丈,外公外婆,表弟表妹,家里所有人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们所有人都作为配角或者群演出现在我的电影里了。作为一个离开学校后就赋闲在家的社会青年,我虽然参加了一些创投,但没有跟这个电影行业真正连接上,我只能用类似学生作业的方式拍这部电影。于是我借阿姨空置的房子,并在里面安置了上下铺,让它变成剧组的住宿空间。我又借舅舅和姨丈的车作为剧组车,我和制片都得开车,舅舅和他的同事也会帮我们开车。通过一些家里的社会关系辅助,我把医院和学校谈下来了。然后就拍了这么一部全家总动员的电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家庭片”。我的家人从来没看过我剧本,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我,不是他们知道我有电影才能,也没有指望这电影做出来可以给他们什么回报,他们做的一切,只因为我们血浓于水。当然支持我的还有我一些好朋友,以前的同学,我的医生朋友帮我演了医生,他老婆是个护士,演了护士,我一些朋友,演了病人。还有一些行业里的前辈也给了我许多有用的建议。在片子后期制作阶段,我也得到了很多来自行业里的助力,电影才得以最终完成。感谢他们!噢,忘了我妈,我也感谢她。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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