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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推语】本来是为了“消灾”，随便认的干大干妈，却比亲大亲妈还亲，在作者生长的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留下了干大干妈发于内心的关爱、牵挂与资助，这是人间难得的真情。作者不惜以7000字的篇幅娓娓道来，足见其情之深、爱之烈。由于篇幅太长，为了减轻读者审美疲劳，以上、下期推出。
大集体时候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特别勤劳，争强好胜，把挣工分看得很重，她整天干重活，肝火旺，脾气非常暴躁，常常打骂我们。这时，干妈干大就是我们的救星，他们一听到哭声就马上赶到跟前来拦挡，因而我们兄妹就非常依赖他们，把他们看做保护神。我们家离我就读的香山小学很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借一个女同学一个绿色的乌龟形状的漂亮铅笔旋子用，由于不得法给弄坏了，我不知道那东西值多少钱，以为自己闯了大祸，吓得不敢给母亲说。我就找到干妈哭着给她说了这事儿，干妈见我吓成那样，就安慰我说：“莫事儿，有我哩！”她去学校找到那位姓宋的女同学给她掏了三毛钱，替我道了歉。好在那位同学也挺大度，她没哭，也没找我家里人，这件事儿就算了结了。那时候，好劳力一天工日的价值也还不到三毛钱。
干妈对我的爱是伟大而无私的，她就是真心真意的爱我，没有一点儿功利之心。我六七岁就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儿为队里放牛，为家里拽猪草拾柴禾，经常是昏天黑地才从野外回到家。天一黑只要看不到我回来，她就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到河边儿上扯着嗓子喊叫我的小名，直到我安全回到家她才能放下心来。
干大干妈虽然都没文化，不识字，但他们都十分敬畏文字，说字儿是圣人造的，不能对文字不敬，糟蹋了文字是要“造孽的”，会遭到上天的惩罚。尤其是干妈，从来不让有字儿的纸被踩到脚下。在走路时，她只要看到有写过字儿的纸片儿，就拾起来装到口袋儿里，在做饭时放到灶火里烧掉，而不会丢在垃圾里，更不允许拿字纸去擦屁股。这件事儿对我的触动很深，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文化意蕴。这种虔诚地敬畏文字的情结，在我灵魂的深处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可惜啊，我没能照着小时候的承诺兑现我的诺言，童年时大人们常问：“你干大干妈待你镇亲，你长大了，养活不养活你干大干妈？”我当然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养活！”我毫无疑问地认为干大干妈老了，天经地义的应该由我来养活。可是，没等到我“长大”，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一个冬日的早晨，干妈在犯了病后就没能再醒过来。我当时真的觉得如天塌地陷了一般！干妈入殓后，我的母亲怀里抱着我的小妹，站在干妈的棺材边嘶声呼喊着“刘大嫂”，那嚎啕大哭、痛彻肺腑的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报丧之后，干妈的女儿女婿带着儿女们从老远赶来了；干妈的娘家人、没路沟张家的妗子带着干妈的侄儿毛子、贵子和侄女儿小英子来了；干大干妈还有个家在大河面姓贾叫“小雪”的干女儿（比我大两三岁，是从茄子河席家抱养的）正好在干妈病重时偶然由此路过赶到的。我们一同哭号着拄着哭棍儿走在棺材的前面，伴着抬棺拉纤的人们的呼喊声，把干妈送到房后凹的墓地。送葬的时候，我戴着“披头孝”，干大是让我抱着牌位打着纸幡的，我以为干大会同意我为他养老送终，可干大干妈的女儿女婿坚持要把他接去养老。干大经过思虑，还是决定跟着女儿走。可能干大觉得我那时还未成年还不能独立担当给他养老的重任吧，他本人那样决定了，我也只能委屈地哭了一场，不得不最终放弃。
干大把两间老旧的土瓦房留给了我，跟着女儿女婿到横涧寇家湾去了。临走时干大还劝我母亲说：“你脾气老瞎，以后也得改改，娃子们毕竟是小娃家嘛，不要值不值打他们。”我母亲诚恳地点头答应了。我的父母给干大掏了三十块钱做盘缠，含着眼泪把他们送走了。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干大又徒步翻山越岭九十多里回来，说要把干妈的坟迁往寇家湾，说过几年他死了也好让女儿把他和干妈埋在一起，他要在他还能动弹得动时把这事儿办了。干妈不在时是七十二岁，这时干大大概是七十五六岁。我父亲会做木匠活，就用干大原先放倒的门口大柳树解板做了副棺材匣子，用墨汁刷了，熬了两斤桐油油漆了一下。干大回去叫他的大外孙女女婿找了几个人和他一起过来，起了干妈的坟，把骨殖装了新棺材，几个人换班抬着，我也跟随着，翻越大风岭和小岭，经畜牧河，过横涧到寇家湾，重新安葬了干妈。后来干大又回山里去看过我一次，他还是徒步跑着来跑着回去。他说他这次可能是最后一趟回香山了，他想这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也丢心不下我们，想再回来看看。他这次走后就真的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高中毕业的我被公社选拔到电影放映队，派我和另外两名青年到县电影管理站（电影公司的前身）学习电影放映技术。学习的方式是“以师带徒”，一边看教材自学，一边跟着县农村电影放映队下乡放电影，在实践中学习，最后考试结业回公社电影队工作。在将近一年的学习中，干大曾跑到县电影院去看我，可没能找到我，我到城关公社的乡下放电影去了。从乡下回来，听县电影管理站的人说了，我心里很难过，想着干大当时该是怎样的失落！
在下乡的间隙，我趁空儿请了个假，买了两包饼干和红糖，跑了将近三十里到寇家湾去看干大。干大突然见到我，竟高兴、激动得泪眼花花。他见了我有问不完的事儿、说不完的话。我知道农村人忙，把工夫看得珍重，就问干大“你现在有啥要干的活儿？我帮你干干。”他说“有活也不让你干，咱就说说话。”我说“一边儿干活一边儿说话不是更好嘛！”他见我是真心要帮他干活，不是做样子说说而已，就说“其实也没啥活儿，就是有点儿棉花地还得锄锄，别的暂时没啥活。”我说那咱一起去吧，他就给我找了张锄，我们一起把那块棉花地锄完，边干边说，说了一个下午；晚上就和干大睡在一起，又说了大半夜。第二天早上我就告别干大和干姐一家，回县城电影管理站了。
一九七五年十月学习结束，我和两个同去学习的朋友回到了狮子坪公社。公社购买了16毫米的“长江F16四型”电影放映机和LD75发动发电机，我们参加学习的三个人组成了一个新的电影放映队。
这年冬季的一天，我下乡放电影回来突然接到一封信，拆开一看，是干大患食道癌病重的消息，我当即向公社领导请了假，从狮子坪坐车直接去了横涧寇家湾。到干姐家见到干大，他已瘦得不成样子，还勉强能说话，头脑还很清楚，就是不能进食，喂点儿稀饭，多数都吐出来了。干大见了我老泪纵横，感慨万千，说话很困难，但还是挣扎着努力地同我说话。还问起我的婚事儿咋说了，希望我能早点儿定下来，让他知道知道。我看见了我回狮子坪公社后给他写的信就放在他的枕边。干姐说，干大接到信后，让孩子们给他念了几遍，后来就让把信放在他炕头的匣子盖儿上，时不时就拿起来看看，他得了咽食病后，知道这病好不了了，就把我的信拿起来看看哭哭，哭罢就放在枕边，想起来就看看抹抹泪。我听到这些，喉头紧得不行。我坐在干大的炕边，把拿来的红糖一点一点喂他吃，他吃两口就呕吐，非常痛苦。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听着那“咯噜咯噜”的声音，心里如刀搅般的难过。
当天夜里下了大雪，第二天雪下得更大，路被大雪封了，县车站已停止向南山发车，隔在这里去不了狮子坪，等雪消路通不知得多少天，那超假就超得太多了。我心里焦急，第二天早上就告别干大和干姐一家，冒着大雪顺大路往回走，决定跑一百二十多里先到家，再走几十里翻两座山到公社。鹅毛大雪毡片似的落在头上，被热汗蒸发，顺脸顺脖子往下流水。眼被冷风吹来的雪打得睁不开，身上穿的棉大衣越来越湿越来越重，行走十分困难，但路程远、时间紧，我不能停歇，得奋力前行。穿过西安岭隧道，南下十多里，有条近路翻山过去可到东茄子河的王家沟，走这条小路可以近二十里。我就走着问着，找到了上山的小路，但已被大雪覆盖得难以认清了。我就大约摸着朝那个方向攀爬。好不容易爬到山梁上，下山的路就更难认了。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但有雪的映照还不那么暗，雪厚，我又穿着大衣不怕摔跤，就连滚带出溜滑到了坡底，顺沟往前走，前半夜时走到了石门口，离香山老家不很远了。精神稍一松懈就感到非常困，腿特别沉。到了家里，父母家人都惊诧不已，我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
到了翌年正月，在狮子坪又一次接到干姐的信，说干大年前就已经不在了。他们是在安葬了干大之后给我发的信，说知道路不通车不通，我去不了，来信让我知道一下就行了。收到信时，看日期已经是半个多月之前的事了。我顿时泪如雨下，悲痛异常，但无可奈何，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不幸而冷酷的现实！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与人们的生活条件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走过了青年、壮年，已步入了老年的门槛。如今虽已年过花甲，但干大干妈的身影和几十年前的往事，却时时在我的眼前浮现。干大干妈那么疼我爱我，可我为他们做了什么？一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特别空虚和惭愧！他们的深恩我难报于万一，只能写下这冗长而又琐碎的文字，来留住我关于干大干妈的记忆，以寄托我的哀思。
本期责编：李桂田
作者简介
郭文光，男，卢氏县双槐树乡香山村人。先后任中学教师、县委组织部干事、县委党史办副主任、县老区办副主任、县档案保密局书记兼副局长，县国家档案馆副馆长等职。曾任县诗词楹联协会副秘书长、副主席，县作协第一任秘书长。三门峡市作协会员、楹联学会会员，三门峡市郭氏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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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赵建军 张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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